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中越来越容易受到侵犯,然而现行的民法调整力度不够,刑法调整范围单一且分散,已经无法应对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网络隐私侵权,因此,网络环境中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必须及时得到发展和完善。本文通过绪论说明了网络环境中隐私权刑法保护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从隐私权的概念、发展和网络环境中隐私侵权的特点入手,研究了国外主要国家对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并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及不足,讨论刑法对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及意义,并提出了完善刑法隐私权保护的个人看法,旨在促进我国公民在网络环境中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发展和完善,加强网络环境中隐私权的保护力度,使得我国刑法对隐私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善。

  一、隐私权与网络隐私权

  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隐私权的概念做了如下界定,同时,基于大数据背景,本文探讨的隐私权,主要是指网络隐私权。

  隐私是每个人都有的属于自身的信息,公民可以自主地决定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开或者告知某些特定的人。如果是故意或者无意的情况下,公民在公众场所展示个人的信息,可能就会被非法犯罪分子掌握,因此,人们应当意识到信息公开后,有可能会受到隐私被侵犯的可能。总体上来讲,目前关于隐私权的概念界定如下:即隐私权是公民信息依法受到保护,并且不被他人掌握,不允许他人对公民隐私权信息进行搜集、非法利用以及公开泄露的一种人格权。具体来说,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个人生活不受到外界干扰的权利以及自主决定个人隐私信息的权利。

  网络隐私权是伴随互联网信息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给人们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不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技术非法获取他人隐私成了可能。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公民的很多隐私信息资料,都可以通过大数据筛选、挖掘等技术进行获取,这样就使得公民的隐私信息变得更加不安全。可以说,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上的一种延伸,其内在的本质属性是一样的。只是网络隐私的获取与泄露,主要是通过网络的形式。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也变得非常重要。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隐私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信息技术,极大地加快了人们对信息数据的处理速度和效率。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公民的隐私信息泄露、被侵犯变得更加容易。而在这种情况下,当隐私权在刑法保护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几个方面:

  (一)目前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立法还比较欠缺

  时代的快速发展,带领我们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在法律领域,对隐私权的保护,尤其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还处于立法的初期阶段。虽然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在民法、刑法、宪法中都有具体的体现,但是,当前还缺少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而且在刑法层面,针对隐私权保护的具体立法比较分散,专门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立法明显不足。

  (二)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比较有限

  在法律层面,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界定,是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依据,发挥刑法震慑作用的重要途径。不过,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针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范围界定得还比较狭窄,而且很多法律层面的规定也都十分笼统,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网络隐私权侵犯案件过程中,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依据。虽然早一些法律中,对公民的合法隐私权明确或者暗示了保护的内容,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这些规定,虽然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明显比较笼统,不利于司法部门的准确使用。

  (三)刑法中的具体操作规定不够细化

  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201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这一条款规定了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还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后增加一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整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隐私权提供了比较有力的刑法保护,但是,上述刑法在具体使用操作过程中,还不够细化,容易造成刑法使用的困难。

  三、大數据背景下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措施建议

  (一)继续推进隐私权的刑法立法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国内关于隐私权刑法立法还比较滞后,并且在立法细节方面,规定得不够具体,因此,导致了法律层面公民个人隐私得不到全面的保护。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公民隐私权被侵犯的途径和手段更加丰富的情况下,在刑法立法领域,要及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国家在推进刑法立法工作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措施。如修改刑法草案、制定有关的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司法解释条例。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打击上游犯罪。面对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基于云计算、云存储的各类互联网信息泄露、侵权行为,刑法修正草案,以及近两年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侵权危害、严重情节的处罚等,都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很多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为,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使得公民的个人隐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公众知晓,尤其是一些诽谤、造谣的不正确信息,很容易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名誉损害。针对这种行为,司法解释中对相关信息的传播频率、网络浏览次数、转帖数量等进行具体的范围界定,指出认定“严重情节”的标准,这对强化刑法对不法侵权行为的威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推进网络隐私权刑法立法保护方面,还要进行探索创新,不应只是对侵犯公民隐私权后的刑法立法完善,而且还要将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进行前置,即要通过科学刑法立法,提高隐私权的风险防控水平,对有可能给公民的网络隐私信息造成侵权的行为,要制定更加科学的判断标准,犯罪分子利用公民隐私行为进行贩售获利、或者通过网络信息窃取技术,篡改、窃取公民隐私信息的,都应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从源头上加大对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力度,提高整体的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水平。

  (二)严格司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

  针对网络隐私权侵权案件频发的现状,在完善刑法立法的同时,司法领域也要进行合理的改革。司法改革的原则和目标,要围绕着公民隐私权保护的中心,从司法实践程序、法律解释、工作人员办案效率、司法理论研究等方,进一步提高司法程序的正义性,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保障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得以彰显。司法体制的持续深入改革,是保证刑法法律有效落实的有力支撑。在当前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司法体制领域的改革应当紧跟时代潮流,更加重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积极推动内部体制进行创新变革,提升司法部门的社会公信力,让公民隐私权有一个可以公平申诉、维护的法律平台。

  (三)加大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宣传力度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不少网络侵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公民对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情况不了解,以至于在个人隐私权被侵犯后,也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法律维权措施。这就给非法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社会氛围。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要加大对刑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利方面的宣传力度。针对刑法中关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要加大在日常工作、生活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宣传,让公民知晓自身的隐私信息是受到国家刑法保护的,在受到侵权行为时,要敢于诉诸刑法武器,严厉惩罚不法犯罪分子。普法宣传作为提升国家公民法律意识、法律认知水平的重要措施,一定要充分发挥法律宣传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帮助公民提升自身的隐私保护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保护隐私的良好法律氛围,给那些想通过非法窃取、售卖公民个人隐私信息获利的人们,时刻敲响警钟。

  (四)互联网行业要严格遵守国家刑法规定

  在很多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案件中,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互联网企业自身在遵守国家刑法管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到位。互联网企业掌握着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而很多用户信息数据都是涉及到个人隐私权的。因此,互联网企业要提高对用户的隐私权保护意识,主动采取措施,及时动态监控不正常的用户信息窃取方式,为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做出应有的努力。应当说,互联网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肩负起维护和保障公民隐私权的责任,否则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后,不仅会影响用户对网络媒体企业的反感,甚至还会导致用户诉诸法律武器,从而导致“双输”的局面。为此,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为人们生活提供更加快捷、便利和丰富的服务,同时,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切不可助长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系统漏洞,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

  (五)加强国际合作

  大数据背景下,利用公民隐私信息数据的犯罪,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击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分子,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深化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隐私权保护领域的关系,掌握不同国家刑法在处理网络隐私侵权方面的具体规定。在遇到较大规模的跨国界犯罪分子追讨过程中,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协调机制,提高国际合作的能力的水平。

  (六)合理借鉴

  在刑法立法方面,针对隐私权的保护,要合理借鉴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针对妨害秘密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具体为妨害书信秘密罪、妨害秘密罪、图利为妨害秘密罪、泄露业务上知悉他人秘密罪、泄露业务上知悉工商秘密罪、泄露职务上工商秘密罪、利用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泄密罪,集中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围绕信息权、隐私权已经构建了比较丰富的罪名体系,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在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刑法立法中借鉴的。

  四、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

  1、价值基础

  在人与法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为法律价值,法律的基本价值是程序、自由正义和效益。笔者认为,加强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利于实现以下价值:

  (1)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形式,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人的社会属性,其本质在于自觉地自我限制,实现与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而秩序价值就是通过对人行为的限制或禁止,来实现人的安全、和平、共公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利益。所以,秩序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法的其他价值无从谈起。法律之所以可以带来秩序,是因为秩序的本质是让人们的行为和谐与合乎规律,并达到社会关系的有序状态。“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2)自由。自由是指社会关系中受到保障或得到认可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自由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个人的独立和自决与社会的统一和公决、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法律把自由法律化为权利,使自由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障.并通过对自由权的规定,为人们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引导人们准确地享有和行使自由权。隐私权本身彰显的就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个人选择的自由,构筑对自由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等其他自由的坚强保障。但同时重视自然人对其个人事务、个人信息、个人领域有排除他人知悉、干涉的权利,依靠国家的公权力,在刑法上将隐私利益和需求加以确认和分配。

  2、刑法机能的应有之义

  按照马克昌、赵秉志等名家的观点,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客观上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说认为刑法的机能包括:

  (1)法益保护机能。它是指在刑法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保护某种有价值利益的作用。当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遭受侵害或威胁,法律就应该发挥它的工具作用,来实现对各种有价值的利益保护。

  (2)人权保障机能(或自由保障机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这里主要指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来保障公民自由权,国家作为刑罚权的发动者和实施者,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如果不对其适用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合理限制,必将膨胀产生异化,导致刑罚权的滥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刑法需要对国家刑罚权予以制约。对此,我国学者提出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主要是要求刑事立法坚持理性且审慎,防止滥用立法权,限制国家刑罚权。可见,将严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入罪是否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大多数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单纯为了钱财目的的很少,如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大多数是为了满足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而给被害人造成尊严伤害和精神痛苦。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财产类犯罪,甚至有些入罪的数额较低,却对隐私权没有直接给予保护。

  3、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教授Roomkin在《隐私已经死亡了吗?》一文中指出,日常的信息资料的搜集、在公共场所的自动监视的增加、对面部特征的技术辨认、电话窃听、汽车跟踪、卫星定位监视、工作场所的监控、互联网上的跟踪、在电脑硬件上装置监控设施、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透过身体的扫描等等,这些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无处藏身。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尽享现代文明丰富成果的时候,我们的私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被广泛、深入、快速、严重地侵袭。“陕西黄碟案”、“人肉搜索第一案”等触犯隐私权的行为频频发生,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事物,如“婚姻医院”、“私人侦探”等,它们的出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隐私极限,不得不让刑法规范重新审视自己。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一个新成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和保护,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我国澳门地区纷纷将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纳入刑法保护体系,使人民得以安心地发展经济,提高幸福生活的质量,作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中国,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也刻不容缓。

  五、结语

  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震慑效果,当时,当前我国在刑法关于隐私权的保护层面,相关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刑法中的具体条文规定,涉及到网络隐私权的具体保护方式,还不够具体。因此,今后要持续加强刑法关于公民隐私权的立法,并且要进一步细化,提供专业、可靠的刑法使用规定,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刑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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