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共享经济已渐成规模。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丰富信息以及精准配对服务,被常规市场排除在外的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设施或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得以达成交易,既盘活了闲置的人力、设施和资金,又满足乃至激发了现有和潜在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经济的勃兴再次印证了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力,即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现有的交易模式和制度将会经历一次震荡,直到再次达到帕累托最优。

  行政管理不应过多干涉所有权权能共享

  共享经济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转移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它注重的是服务的一次性体验,不同于网购物品的实际占有。因此,一旦发生产品质量瑕疵或延迟发货违约等问题,网购物品的消费者可以通过退货退款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共享经济模式中的闲置资源需求者通过线上从共享平台上搜索到闲置资源提供者所登记和提供的信息,在线下要自己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千方百计地”通过实际行动找到闲置资源提供者来满足需求,此时,若闲置资源提供者提供的资源存在严重瑕疵、与共享平台上的信息极其不符,那么需求者的利益该如何保护?面对上述情况,需求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艰难接受现实,同时拍照为证向共享平台反馈、寻求救济,由于涉及欺诈消费者,共享平台的做法往往是给资源提供者上黑名单,并返还需求者为使用资源支付的费用;另一种选择则是坚决拒绝使用和实际体验,然而这种情况下便面临风险和窘境,此时如何保护需求者为此而付出的信赖利益?若闲置资源提供者在需求者实际到达后却因为自身的原因拒绝或无法提供资源时,谁又该为需求者在路上和只能做其他选择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信赖利益及损失买单?

  共享经济模式将个人的闲置资源贡献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家“公司”,然而这种创新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信任危机,出现了很多陌生的闲置资源供需双方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相互侵权的事件1.共享平台虽然帮助对接了供需双方,但一旦出现问题,它却很难及时担负起责任,多数时候只能由当事人双方解决,个人虽承担无限责任,但其责任能力毕竟有限,因而这些不禁让人对共享经济是否值得信任打上问号。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共享经济的存在才有的,这不是新问题,传统行业也存在这种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些事件发生后如何来解决责任的分配,即重点在于共享平台对此该不该承担责任?以及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共享商品与服务不得侵犯他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著作权等。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下的交易是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支付的,交易双方虽然利用网络支付系统建立起来信任,但是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却可能在网络平台上受到侵害。因此,维护共享经济参与者的信息安全,对于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各地市出台的预约出租车规定中,对于“顺风车”的次数和地点的限制,对应民法进行了量化的行政规制,其规制的对象是私家车所有权人的使用权能,不免有侵犯分享人所有权之嫌。分享人对自身财产享有所有权,对其车辆享有绝对的占有、使用、支配、收益等相关权能。作为车辆所有人当然有权分享其所有权权能,选择结伴出行,只要是符合“分享权能”的条件均应被允许,并不受出行次数和地点的限制。但是,对于那些假借“顺风车”之名进行营运的行为,应当进行严厉的监管。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客运管理秩序、逃避监管和纳税义务,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共享经济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关系。因此,对于顺风车的规制应当宽严相济,对真正的分享人应进行鼓励,出车次数可以不做过多限制;而对于地点应当取消限制,由于城市定位系统更新不及时或者定位不准,半径一公里的范围并不能保证每次的精准定位,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处罚和申诉,甚至起诉等繁琐的程序。对于规制的重点,笔者认为,应区分真正的“顺风车”和假借“顺风车”之名进行营运的车辆,并对“假顺风车”采取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具体可采用顺风车最高价限制制度,即限制合乘最高价,具体价可自行合意,甚至可以免费搭乘,但不得高于最高价格;用科技手段对顺风车的行驶进行实时监控,利用大数据筛选出疑似“假顺风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并给予警告;完善平台反馈机制,对乘客投诉及时处理,一旦有关于假顺风车的投诉,先责令其停止使用平台,再进行调查。

  对合同诈骗行为进行规制

  合同诈骗是共享经济,特别是汽车共享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民法上的合同欺诈,而且有可能涉及到刑法上的合同诈骗。所谓的汽车共享中的诈骗,又称“专车诈骗”,常见于平台上的专车和快车。共享汽车平台公司会给予专车、快车驾驶员一定的补贴,且补贴数额较高,这是平台为了鼓励驾驶员使用平台进行专车分享的一种机制。其实质上是网络预约出租车主与平台达成的协议,根据驾驶员的接单数量、总行程给予一定的补贴。然而,一些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发现了补贴政策中存在的漏洞,为了填补油费或者汽车损耗,甚至为了骗取平台补贴,驾驶员和刷单人合作虚构行程单,骗取平台补贴。补贴政策的漏洞,加之互联网的传播性、快捷性使得刷单骗补日益猖獗。这不仅损害了平台公司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共享经济所构建的互助合作、诚实信用的市场氛围。一旦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不能进行有效的互助合作,资源流通性减弱,便会导致资源的使用成本再次提高,交易壁垒也会逐渐建立,共享经济将毫无存在意义。

  当同一行为同时引起公私法上的不同效果时,必须遵循公、私法原则上相互区分且各自自洽的基本理念,对公、私法问题分别依据不同规则予以裁断。缔约过程中的欺骗行为一方面可能侵害了社会财产秩序,引发作为公法之刑法上的效果;另一方面,在私法上,它侵害了当事人缔约的意思形成自由,或造成了一方的经济损失,从而可在法律行为与民事责任范畴内予以分析。

  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双边市场模式,共享平台作为闲置资源供需双方的代理人,其发挥着准公共服务平台的职能,它要求闲置资源供需双方进行实名注册登记以便进行适时监控,由此共享平台掌握着大量的闲置资源供需双方的个人信息,而共享平台围绕着时间、地点、价格这三要素展开的平台服务经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分析,使闲置资源提供者的个人经济信息以及需求者的行踪信息等都暴露于共享平台的视域下,已经完全触及到了个人的隐私。

  此时,一旦用户(无论是闲置资源提供者还是需求者)的个人信息及隐私遭到泄漏(无论是共享平台被动地被窃取,还是其为追逐利益主动地推送倒卖),势必损害到用户的利益。尽管在互联网行业已普遍接受个人信息及隐私的财产属性,但是国家在法律层面仍固守人格权保护规则。因此,如何降低共享经济下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切实保护好用户的个人利益,不仅是需要行政部门通过技术等手段进行监管,也需要立法部门通过民事赔偿及担保、行政惩罚、甚至刑事追责等相关法律的完善来量化责任、进行保护。

  确立归责原则与保险制度

  归责原则和保险制度关系密切,完善的保险制度可以帮助投保人分担风险,尤其在新兴的共享经济中,保险制度的引入可以为整个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由于共享汽车的特殊性,在进行交通事故赔付时,一些非平台自营私家车主所购买的机动车强制责任险不能用于理赔,而一些私家车主为了获得赔款,隐瞒其为网约出租车的事实并且要求乘客协助隐瞒。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车主极有可能面临极其高额的保险费用,或者与保险公司解约,甚至直接被纳入征信黑名单中。在许多发达国家,保险征信也是个人征信体系的一部分,一旦出现瞒报谎报的情况,投保人需要承担无法获得个人贷款、无法申请出境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看到了共享经济(特别是共享汽车)对保险的需求,交通部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专车公司应当购买承运人险等保护乘车人利益。在共享汽车出现之前,各大保险公司均未开展此项业务,面对独具特点的共享汽车行业,应当为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保险方案,而不是适用已有险种。《管理办法》中已经将网约车合法化,要求平台为预约出租车进行投保,也是为构建网约车保险制度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保险立法工作可以陆续展开,既要鼓励共享经济的发展,提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更要守住安全底线。在借鉴美国加州等共享汽车险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后,保险事项中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除此之外,共享平台在大数据及云计算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这种权力边界会继续扩张,基于互联网的跨越时空的特点,试想如果大量用户个人信息集聚被外国共享平台服务商掌控的话,这种情况若不通过设置适当市场准入等方式加以监管,便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根据最新的《网络安全法》(草案)的相关规定1,一旦共享平台所提供的“基础设施”被认定为“关键基础设施”,则共享平台服务商必须要在中国境内存储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如因业务需要,确需在境外存储或者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则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共享平台所服务的领域不同,其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关键性”也不同,通过“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设定1,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和落实对相关共享平台的准入和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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