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个人求助是指个人向他人或社会寻求帮助, 以解决自己、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困难的行为。有必要明确个人求助的基本特征, 厘清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慈善捐赠存在的区别与联系。《慈善法》不禁止个人求助, 但并不意味着个人求助行为不受法律调整, 既有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仍然能够适用于个人求助领域。有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个人求助, 分析各种类型的法律适用以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慈善法的既有立法框架之下, 个人求助能够在慈善法中找到适当的开展途径。在当前实践中, 个人求助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宣传问题。社会公众应当对网络个人求助信息保持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而不是盲目地表达自己的善心。通过网络方式进行的个人求助当中, 剩余善款的处理宜按照捐赠时间的先后予以倒序回转。对个人求助的规制, 应加强引导和规范新型的公开募捐方式, 倡导个人求助通过慈善组织完成, 积极探索网络个人求助的健康发展途径。

关键词: 个人求助; 法律规制; 慈善组织;

根据《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 通过公开方式开展的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 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由发布者负责, 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只负有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的义务, 并不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善款的后续处理承担任何责任。在当前的社会时期, 通过公开方式尤其是网络方式开展的个人求助引发了诸多问题。当个人遭遇困难与不幸时, 个人应该如何求助, 社会公众应该如何捐款, 慈善组织如何参与个人求助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对个人求助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个人求助的基本特征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个人求助是指个人向他人或社会寻求帮助, 以解决本人、本人的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困难的行为。就个人求助问题, 社会公众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 即无论是从宪法、法律还是道德的角度看, 个人求助均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因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个人求助进行法律规范, 而对个人求助予以法律规范的前提是对其进行基本的分析与认识。

(一) 个人求助的基本特征

个人求助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个人求助的主体为自然人。第二,个人求助的受益人为特定的关系人, 即求助者自己、求助者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个人求助最根本的特征是私益性, 而慈善法所调整的慈善活动具有公益性。公益与私益之间隐藏的紧张关系应当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加以缓和。就慈善法而言, 公益是指为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不特定”即指募捐主体与受益人之间既没有特定的身份关系, 例如组织的发起人、理事会成员、会员、校友以及近亲属等, 也没有其他特定的利害关系。个人求助中的求助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通常限于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 除此之外的其他亲属之间、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与其特定身份关系人之间一般不能作为个人求助中的求助人与受益人。立法者通过限定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方式, 对慈善法中的公益与私益的界限加以明确。第三, 个人求助的对象具有广泛性, 既包括特定的个人以及社会组织,也包括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此, 按照个人求助对象的不同, 可以将个人求助区分为定向求助与公开求助。定向求助是指面向特定对象的寻求帮助的行为。求助对象的特定性, 关键是看求助者与求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关系, 例如家庭成员、近亲属。不同于慈善组织的定向募捐, 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范围之外的个人定向求助多具有对价或者获得回报的心理预期, 多为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因此, 本文所要探讨的个人求助仅指个人公开求助。公开求助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寻求帮助的行为。公开求助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 理解“不确定性”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 不能简单地依求助对象数量的多寡来认定。例如, 向拥有某种特殊职业技能的人求助, 因该人与求助者之间没有特定的身份关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 就不能因求助对象为具体的、有限的人而认定为定向求助。其二, 不能简单地依求助方式来认定。在公共场所摆放求助信息牌, 通过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发布求助信息, 因求助方式本身的公开性,决定了受众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在当前,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微信朋友圈传播的个人求助信息扩散渠道已经成为主流, 网络平台的受众为社会公众, 微信朋友圈作为相对私密的社会关系圈, 其受众多为与自己具有较为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的朋友圈具有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 此种信息传递功能正是基于熟人的信用背书所产生。因此, 通过法律或技术的手段限制熟人的信用背书时, 以微信方式发起的求助应为定向求助。第四, 个人求助的适用应当遵循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 求助顺序应如同水波一般,由近及远, 依次外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 个人的社会圈子会因自身势力的增减而变化[1]。又因家庭、亲朋好友、邻居等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导致与个人发生社会联系的人群范围含糊不清, 也就无法清楚地区分自我主义下的熟人与陌生人的界限。尽管如此, 求助者仍应遵循“非穷尽自身之力、不可向社会公众求助”的基本生活规则。第五, 个人求助具有无偿性。就法律属性而言, 个人求助本身也符合民事赠予的构成要件, 求助对象并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对价或者可预期的回报。

(二) 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区别及联系

《慈善法》第21条明确指出, 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行为主体不同。出于直接保障人的生存与促进人的发展的人文关怀考虑, 个人求助的行为主体仅限于自然人, 排除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慈善募捐是慈善组织积极、主动地向捐赠人募集财产的活动, 慈善组织以外的个人以及其他组织不得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第二, 目的不同。个人求助是为了陷入困境中的特定人的利益而开展的一种私益活动, 该特定人是求助者自己、求助者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慈善募捐是为了不特定人的利益而开展的一种公益活动, 慈善募捐的捐赠财物也只能用于慈善目的。第三, 税收优惠不同。个人求助中的资助人、受益人以及信息发布平台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慈善募捐中的捐赠人、受益人以及慈善组织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第四, 剩余财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在个人求助以及慈善募捐中, 捐赠财产有剩余的, 均应先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议处理;若募捐方案未规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时, 就个人求助中的剩余财产处理问题, 目前尚无妥善的解决方案,而慈善募捐中的慈善组织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 并向社会公开。第五, 法律适用不同。个人求助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主要适用合同法中有关赠予的规定;慈善募捐当事人之间是一种社会法律关系, 主要适用慈善法的有关规定。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均包含募集捐赠财物的活动, 即“募捐”, 既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也包括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第二, 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可以有机结合, 当个人求助中的受益人属于《慈善法》第3条所列举的公益活动之服务对象群体要求时, 慈善组织可以为该受益人的利益而开展募捐活动, 是因公益活动的最终受益者均是具体的社会成员。

(三) 个人求助与慈善捐赠的区别及联系

依《慈善法》第34条, 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而自愿、无偿赠予财产的活动。个人求助与慈善捐赠具有以下重要区别。第一, 主体不同。个人求助的主体为自然人;慈善捐赠的主体为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第二, 目的不同。个人求助服务于私人利益;慈善捐赠作为一种慈善活动, 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当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私人利益的满足, 同时也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第三, 客体范围不同。个人遭遇困难需要获得的帮助并不仅限于物质上的援助, 也包括非物质性的帮扶;而慈善捐赠仅是赠予财产的活动。第四, 法律适用不同。当求助者自己为受益人时, 成立目的赠予, 而当受益人为求助者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时, 则可依赠予合同以及向第三人履行合同共同加以规范;慈善捐赠的法律适用, 可以因捐赠途径以及捐赠对象是否明确而所有差别, 或成立捐赠协议或构成单方允诺。

慈善捐赠是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有机统一, 基于主观慈善目的难以认定的现实, 世界上很多国家通过界定具体的慈善行为类型来解决主观目的认定上的困难[2]。就《慈善法》而言, 第3条所列举方式明确了六项公益活动属于慈善活动。对公益活动的理解, 需要注意两点:第一, 公益活动应当坚持非营利的本质, 即强调绝不或根本不获取利益或收入, 利益不在成员之间分配[3];第二, 公益活动要求受益人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即受益人是一个抽象的、开放的概念。依捐赠途径的不同, 可将慈善捐赠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捐赠人直接向慈善组织、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以及特殊情形下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 受赠组织表示接受的, 应先适用《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有关捐赠协议的规定。因慈善捐赠使上述组织对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第三人负有为一定给付之义务, 可将此定性为附义务赠予,又因上述组织就慈善捐赠负担之履行属于其宗旨范围, 亦可将此定性为目的赠予,从而仍可适用附义务赠予或目的赠予的相关规定。第二, 捐赠人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受益人是指符合《慈善法》第3条所列情形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捐赠人为意思表示时受益人是否明确、具体为标准, 可进一步将慈善捐赠区分为两大类型:其一, 捐赠人直接向明确、具体的受益人捐赠, 该受益人表示接受的, 成立捐赠协议, 同时仍适用目的赠予的一般法律规则;其二, 捐赠人直接向不明确、不具体的受益人捐赠, 此时构成单方允诺, 符合表意人在单方允诺中所列条件之人均可成为表意人的相对人, 取得所允诺的权利[4]。从构成要件上看, 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情形, 应属于单方允诺, 待单方允诺的相对人确定之后, 始发生债的法律关系。依成立方法的不同, 亦可将慈善捐赠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 由捐赠人主动发起的慈善捐赠, 已见上述;第二, 由捐赠人之外的受益人或者慈善组织发起的劝募, 捐赠人一经应募, 则成立捐赠协议[5];由捐赠人以外的求助人发起的劝募, 详见后述。作为自然人的受益人直接向社会公众求助或者通过慈善组织求助, 其可纳入个人公开求助的范围, 区别于个人求助中的求助人与受益人存在分离的情形, 只是此时的受益人为求助者自己。而在个人求助中, 当求助者自己作为受益人构成《慈善法》第3条所列公益活动的对象时, 又可构成慈善捐赠。因此,个人求助与慈善捐赠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重合。

二、类型化视角下的个人求助及其法律适用

在慈善法立法之际, 立法者并非有意回避个人求助问题, 而是基于《慈善法》的慈善宗旨考虑, 将个人求助不纳入《慈善法》的调整范围。慈善的核心是公益, 慈善的最终受益人应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人求助的核心是私益, 个人求助的最终受益人为求助人自己、求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 属于特定的私人[6]。《慈善法》不禁止个人求助, 但并不意味着个人求助行为不受法律调整, 既有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仍然能够适用于个人求助领域。

个人求助应适用民事法律予以规范[7]。当个人求助不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简称“公募慈善组织”) 开展时, 根据个人求助的受益人的不同, 可将个人求助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 求助者自己为受益人的个人求助;其二, 求助者的家庭成员或其近亲属为受益人的个人求助。就第一种类型而言, 求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是一种目的赠予, 该目的为解除求助者的困难与不幸。目的赠予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为的赠予, 目的赠予人不得向受赠人诉请实现特定结果, 唯于结果不获实现时, 得基于缔约基础之丧失而请求受赠人返还不当得利[8]。与附负担赠予不同, 目的赠予具有较明显的鼓励受赠人朝特定目标努力的意图[9]。就第二种类型而言, 以作为自然人的第三人为发起人, 为一定目的从事的募捐, 其法律性质可值探讨[10]。第三人作为发起人并不因劝募而享受任何利益, 不应当认为该第三人属于受赠人。因捐赠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 就其目的而言, 是为了明确的受赠人的利益,可认为合同附有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之约款, 受赠人有直接向第三人请求履行的权利[11]。就捐赠人为无偿给予而论, 其与赠予无异, 因此, 第二种类型的个人求助的法律适用, 可依赠予合同以及向第三人履行合同共同加以规范。当个人求助通过公募慈善组织开展时, 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成立捐赠协议, 慈善组织与求助者、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参照前述两种类型的个人求助适用法律。

在求助信息的真实性由信息发布者负责的制度框架之下, 发布者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诱使施助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民法上的欺诈行为, 施助者可以要求撤销赠予并返还财产[12]。我国《慈善法》《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欺诈性募捐行为也属于诈骗行为,即求助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公私财物且数额较大的, 应依诈骗罪定罪量刑。但需要注意的是, 当求助者未穷尽自身之力而向社会求助时, 因不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不宜认定成立诈骗罪。

三、规范个人求助的路径分析

(一) 加强引导和规范新型的公开募捐方式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个人求助信息, 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公开募捐方式。互联网募捐是目前发展迅速且亟待引导和规范的一种公开募捐方式, 其具有门槛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力大、互动性强、公开透明度高等优点, 同时也因互联网存在的隐蔽性与虚拟性, 带来对传统监管方式的挑战。以网络募捐方式开展的个人求助, 时常存在诈捐、骗捐的嫌疑, 严重挫伤了社会公众的善心,也严重阻碍了网络募捐的健康发展。

有观点认为, 慈善法对个人网络募捐并未设置相关法律规则, 是为法治缺失。慈善法应该明确规范个人网络募捐的整个流程, 不仅包括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透明性与公开性等, 也包括设置对骗捐、恶意炒作等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13]。也有观点表示反对, 认为个人求助属于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欺诈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现代慈善也应当通过慈善组织来奉献爱心或者进行求助, 因此, 不需要为网络个人求助制定专门的法律, 而关键在于落实现行的法制[14]。针对网络慈善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积极引导社会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行善, 以确保爱心不被伤害[15]。笔者认为, 个人求助也可以应当通过慈善组织完成:第一, 慈善活动采“大慈善”的概念, 能够覆盖到自然人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陷入困境中的自然人当然可以成为慈善活动的具体对象;第二, 权利行使的方式有多种, 社会公众善心的表达方式也有多种, 我们需要倡导的是健康、高效、可持续地行使权利以及表达爱心。个人公开求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 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 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或者提供公募支持;其二, 求助者自行向社会公众求助。在前者中, 求助信息的真实性由合作的公募慈善组织审核;在后者中, 求助信息的真实性由求助项目发起人负责, 并可由受助人的亲朋好友、邻居、主治医师等特定关系人认证。从筹款效果看, 缺乏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参与的求助项目, 捐赠款物多源于与求助者、受益人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群, 陌生的社会公众对此积极性不是很高。从剩余捐款的去向看, 前者多在募捐方案中规定, 因不可抗拒因素导致项目终止时,剩余捐款将用于合作公募慈善组织目的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后者多基于募捐信息平台的强制要求而承诺将多余捐款捐助给其他公益项目。从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信息公开的情况看, 缺乏公募慈善组织参与的个人求助多具随意性, 款物的有效使用程度不明确、信息反馈不及时等问题较为突出。就《慈善法》第26条的法律规范类型而言, 其属于倡导性规范, 即通过赋予法律上利益来提倡和诱导人们决定是否采用该规定所欲诱导的特定行为模式的法律规范[16]。行为人是否从事倡导性规范所欲诱导之作为或者不作为,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因此, 该条规定无意也不能限制或剥夺个人公开求助的权利。

(二) 积极引导个人求助通过慈善组织完成

未经过慈善组织开展的个人求助, 对捐赠款物的监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一, 个人求助信息平台对捐赠款物的接收情况与使用的透明度问题;第二, 个人求助信息平台的管理费征收限度问题;第三, 就个人求助中的募捐情况以及款物的使用情况而言, 求助者不负有法律上的信息公开义务, 道德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的约束力具有局限性, 导致捐赠目的的实现与否不确定问题;第四, 超额、剩余捐赠款物应当如何妥善处理, 是返还给捐赠人、受益人自己保留, 还是可以另行设立基金会等, 不无疑问。

从社会公平角度而言, 对于不会利用网络方式进行个人求助的社会群体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因此, 慈善组织、慈善募捐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需要考虑如何消除此种数字鸿沟[17]。《慈善法》的一种立法思路就是引导慈善捐赠活动通过慈善组织完成, 促进慈善事业依法有序健康发展[18]。通过慈善组织完成的捐赠, 可以避免直接捐赠中的诸多问题, 如受益人基本情况的真实性、捐赠财产的有效使用及处理、捐赠人权益的救济等问题。倡导慈善捐赠、慈善服务通过慈善组织完成, 鼓励个人求助更多地通过慈善组织这一桥梁获得帮助。在以慈善组织作为桥梁的个人求助关系中, 施助者与求助者之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直接赠予关系, 这就为构建施助者与求助者之间应有的平等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有利于弘扬全社会积极向善的精神。个人求助与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公开募捐可以也应当相互结合起来, 这是由于公益事业、公益活动视角下的慈善活动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特定关系人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同罹患重病之人就是公益活动的具体对象一般明显。在《慈善法》的既有立法框架之下, 个人求助能够在《慈善法》中找到适当的开展途径。因此, 个人求助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宣传问题。

(三) 积极探索网络个人求助的健康发展途径

加强各类慈善信息平台的标准化建设, 建立和完善慈善信息同步对接系统[19]。慈善数据标准化建设不仅有助于求助者及时获得帮助, 也有利于正确引导和保护社会公众的网络爱心。网络募捐平台相互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不畅通, 重复求助、重复募捐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造成慈善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与巨大浪费。

对于求助者未经过慈善组织发布的网络求助信息, 社会公众应当对相关信息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个人向慈善组织求助而发起的网络募捐或者获得公募慈善组织支持的个人公开求助, 慈善组织会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予以审核。没有公募慈善组织参与的个人公开求助, 虽然求助者应对信息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但也需要施助者对求助信息进行理性判断。如何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 并非易事。第一, 就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而言,包括求助者、受益人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求助原因的真实性问题。对于公民身份信息的真实性, 信息发布媒体可以通过国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予以核实。而对于个人求助原因的真实性, 则可以考虑建立与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相类似的系统, 以对求助原因的真实性进行核实[20]。在“无鼻”女孩发起的众筹项目中, 慈善组织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核并对善款进行保管, 同时对善款的使用设置严格的申请程序[21]。有人建议, 个人求助信息应当先经民政部门核实后方可在网络上发布[13]。第二, 就个人公开求助是否已经穷尽自身之力而言, 因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公民公开自身的财产信息状况, 个人求助所应当遵循差序求助顺序难以落到实处, 导致当前实践中问题频出。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公民个人财产和收入的登记制度, 社会公众无法掌握公民的个人财产信息, 对个人向社会公开求助之前是否已经尽其经济所能难以判断, 个人公开求助的有效范围局限于其身边的熟人, 是因与求助者、受益人具有较近社会关系之人能够比较充分了解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对个人陷入临时困境的有效证明方式, 通常为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书。但当个人求助的受益人持有最低生活保障证、特困人员供养证等, 则能够表明其经济状况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过网络方式进行的个人求助当中, 剩余善款的处理宜按照捐赠时间的先后予以倒序回转。即当求助项目因不可抗拒的因素终止或者善款超出项目实际所需时, 将剩余的善款按照捐赠时间在后的顺序退还给捐赠人。其一, 在捐赠信息公开透明的机制下,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实现款物回转;其二, 个人求助中的捐赠款物具备特定的目的, 即是为了帮助陷入困境中的特定受益人, 由慈善组织或者任何第三方组织与受益人协商将剩余善款用于类似的救助活动, 缺乏法理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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