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通常行使着公权力或享受着公共资源,为了保障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需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进行适当限制。但同时需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公众人物也同样享有人权,有需要保护的隐私,例如: 家庭、情感……因此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公众人物,不同种类的隐私信息,建立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规范予以区别对待,从法律层面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间的冲突,把握言论自由与个人隐私的边界。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标准限制标准可以认为是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原则性规定,笔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美国、欧洲人权法院的典型案例归纳总结,将限制标准分为浮动和固定两种类型。
( 一) 浮动标准浮动标准是指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没有任何的规范性说明,法院只能依个案的事实认定,以中国为典型代表。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思路是: 先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角度考量,再结合当事人的特殊身份或地位,案件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在价值评判的基础上做出裁判。
以上海二中院审理的郑某名誉权纠纷案为例,郑某身为中国国家队球员,以被上诉人南京某晚报社在报道中捏造其赌球事实为由,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法院驳回了郑某的请求,认为应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 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公众对社会热点问题知情权而进行的报道,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不具有违法性和主观过错,侵权不成立。同时在判决书中也指出郑某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应对社会评论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侵犯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主体一般都是新闻媒体,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都会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的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该司法解释将新闻报道是否严重失实作为新闻侵权成立的判断标准,从表面上看是以正式的规范对新闻自由和个人权利做出了平衡。但笔者认为,此项规定存在的问题重重,首先,就其文字表现出来的内容而言,何为严重需要进一步说明; 其次,就其背后的合理性分析,并未对报道对象进行区分,普通人与公众人物混为一体的做法实为不妥,前文提到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意义,而对于普通公民隐私应当予以高度保护; 同时,该条对新闻报道的内容也不加区别,前文已提到应根据公众人物隐私涉及的内容予以区别对待; 而该条将适用主体限于新闻报道相关人员,排除了其他同等行使监督权的组织或个人享有的倾斜保护。因此,结合前文阐述的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意义,笔者认为,中法院目前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司法解释不符合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要求。
( 二) 固定标准固定标准是指以规范的形式,确定可以适用于类型化案件的原则,台湾地区和美国均采用此标准,并进一步确立了公共利益原则。
1. 公共利益原则。“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八十九条赋予新闻采访者在特定情况下,即有事实足认特定事件属大众关切并具一定公益性时的跟追采访自由。在对该条的释字第六八九号理由书中列举了几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例如: 对犯罪或重大不当行为的揭发、公共卫生或设施安全的维护、政府施政行为妥当性、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及其适任性、政治人物言行可信任性、公众人物影响社会风气的言行等等。释字第五〇九号是对“台湾地区《刑法》”诽谤罪免责事由相关问题的说明,若行为人发表的陈述是真实且与公共利益相关时,则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优先于人格权益的价值权衡,将行为人排除在诽谤罪处罚范围外; 如果陈述事实不真实或者虽然真实,但仅涉及到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则应视该言论侵犯了他人人格权益,应追究法律责任。美国也同样将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言论自由的界限。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所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 将在后文介绍) ,就是为了鼓励公众对公共官员的公务行为展开自由而激烈的讨论,公共官员如何行使权力,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
2. 公益辩论原则。欧洲人权法院在卡洛琳公主案中,确立了公益辩论原则。卡洛琳公主作为摩纳哥王子雷尼尔三世的长女,代表雷尼尔家族管理基金会并出席一些活动,因而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媒体报道的焦点。德国个别杂志刊登了卡洛琳公主日常生活照片,其中涉及到她社会交往的对象、家庭成员、日常行踪等等,卡洛琳公主以侵犯其隐私及自主使用肖像为由提起诉讼。该案经过德国汉堡地方法院、汉堡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多次审判,历经十余年才得以终结。
当时的德国法律认为卡洛琳公主作为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即使未从事官方事务,只要处在公共场所,一般公众可自由出入的空间,就应当容忍拍摄和发行行为。而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了审理此类案件的标准———公益辩论原则,即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揭露,能否引起有关政治运行的公民广泛讨论,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披露公众人物生活细节的,不在此范围内,因而最终认定卡洛琳公主胜诉,禁止杂志社对其私人照片的出版发行。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范围公众人物根据形成方式、对社会影响程度等可分为不同种类,笔者将选取常见的三种类型的公众人物,讨论在公共利益原则下具体的隐私限制范围。
( 一) 政治性公众人物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限制范围围绕“公务”二字。
首先是直接的公务行为,应完全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不容许半点隐瞒和保留。除此之外,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当受限制,如贪污、受贿、子女配偶的就业上学问题等。个人的履历、出身、能力、人品等信息都会影响执行公务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公众选举权、罢免权的行使,[1]因此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台湾地区叶百修大法官对释字六八九号的协同意见书中写道: 作为公职人员的公众人物,具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会,能否善尽其职应受到较严格的监督。其中的“善尽其职”,与笔者采用的“公务”标准可以作相似理解。
( 二) 非政治性公众人物在郑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写道: ……郑某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的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相联系时,郑某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杨某与某报社名誉权案判决中再次提到: ……涉讼文章表面看确是涉及了杨某父亲的个人隐私,但这一隐私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事件相联系时,自然成为公众利益的一部分。
法院将公众关注等同于公共利益,难以认同。
公众关注的事务,既有符合公共利益的,又有基于八卦爱好的内容,[2]因此是不同的概念,不建议将公众关注作为限制此类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标准,而应坚持公共利益原则,考虑对社会的警示或教育作用,以期对公众产生启示作用,减少同类现象发生。而那些常成为头条的花边新闻,如明星的恋爱婚姻,与公共利益没有丝毫联系,属于纯粹的私人范畴,应予以与普通公民同等的隐私保护,不能以牺牲公众人物的人格尊严来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这与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旨相违背。在卡洛琳公主案中,媒体拍摄到卡洛琳公主与家人在一起游玩、与男友吃饭等照片并出版发行,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些都属于卡洛琳公主私人生活,即便是其出入餐厅等公共场所,但仍有对其隐私保护和尊重的合理期待,不能认为其在公共场所隐私就不受保护。( 三) 非自愿性公众人物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因卷入某一公益事件而受到社会关注,本身并不具有让公众皆知的意图。
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从本质上讲,与一般的公众没有区别,并不享有于其他公众人物同等的权力、地位、资源,自然也就没有对其隐私进行限制的合理性,这些人也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图,只想过普通人般的生活,对其隐私限制也是不公平的。[3]考虑到其卷入公益事件的现实,对其隐私的限制应仅限于对该公益事件进行评论的必要范围内,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度。[4]犯罪分子虽然应受刑事处罚,但并没有丧失其他的人格尊严,不赞成新闻媒体不加限制予以报道的做法,报道内容应与公益有关,通过报道可以使一般人知悉而产生警觉、预防、抑制的效果,[5]而并非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事项,均可以无限制地进行报道,其私人信息更应当受到正常保护。
三、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方式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更应当有可以具体操作的措施或方法,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目的。
( 一) 赋予合法跟追采访权利“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新闻采访者于有事实足认特定事件属大众所关切并具一定公益性之事务,而具有新闻价值,如须以跟追方式进行探访,其跟追倘依社会通念认非不能容忍者,即具有正当理由,而不在首开规定处罚之列。公民的行踪本属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跟追采访通常视为侵犯隐私的方式之一,[6]但为了实现特殊情形下对隐私限制的目的,可以进行合理的跟追采访,但在适用时要注意不得过分妨害公民隐私权,需强调采取跟追方式进行采访的必要性,并在一般人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内。如果因跟追或摄影行为达到紧迫程度,而使得被跟追人有人身安全的危险时,即为过度。[7]( 二) 严苛侵权构成要件———实际恶意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 年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判决中,首次提出实际恶意原则的适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示了黑人在进行种族运动时遭受到的阻碍,其中主要是来自当地警方的震慑,而沙利文代表该地公共事务委员会监管警察局,认为涉案文章就是对他的指责,其中不乏不实陈述,侵犯了其名誉和社会评价,经过多级法院审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实现对公众人物人格权和公众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政府官员对于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只有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即知道陈述为虚假而故意为之或者玩忽放任,根本不在乎真假与否时,才能获得救济的权利。
在适用实际恶意原则时,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发表言论者主观上的善意,非以贬损他人名誉为目的; 其次是言论内容具有公益性,而非纯粹个人隐私; 最后在方式上,带有情绪的刻薄言无可厚非,对错与否也在所不问。[8]( 三) 隐私侵权的合理抗辩公民发表的言论可区分为事实陈述和意见发表两部分。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五〇九号,言论虽然侵犯他人人格权益,但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即具有阻却违法性。需要说明一点,“司法院”释字第五〇九号虽然属于对刑事诽谤罪违法阻却事由的规定,但台湾地区学者一致赞成可以类推适用于民事侵权领域,这是基于法律秩序的统一性。
1. 对事实的合理查证抗辩。“台湾地区《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三项前段规定: 对于所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大法官解释对“证明真实”进行了说明,免责的条件并非是要求行为人必须证明言论确实属实,即使不能证明确为真实,但只要依照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相当理由确信为真实即可。行为人的证明强度不必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只要非故意捏造,或非因重大过失、轻率而导致陈述与事实不符的,都可视为已经尽到了合理查证的义务,需要注意而该条款仅适用于与公益有关的事务,如果是涉及到他人纯粹私生活的内容,即使达到完全真实程度,也不能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被告是否达到合理查证的程度,能否因而免责,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衡量,结合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程度、报道时效性、查证成本、侵害名誉程度等因素考量。[9]2. 合理评论抗辩。对于可受公评的事件,即与公共利益有关事项,如政府的施政措施等等,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不以贬损他人名誉为目的,即使是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也仍受宪法言论自由保障。这是由于维护言论自由可以促进民主社会的健全发展,相对于个人名誉损失而言,拥有较高价值。美国的实际恶意原则赋予言论者高度自由,而台湾地区的合理查证、合理评论则对言论发表者的要求提高,具有一定的束缚性。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由于中国媒体的从业人员,以及普通公民用实际恶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让言论者尽到适当的审慎义务,待社会整体素质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方可给予更为自由的意见表达权利。
小结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构建如下的制度框架,以解决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法律适用问题。首先,建立公众人物隐私区分对待的二元思想,理性对待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冲突; 其次,明确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范围,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 同时还要规定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方式,建议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限制方式,无论是赋予合理跟追采访的权利,还是在释字五〇九号中所体现的隐私侵权的合理抗辩,都比较符合中国的现状,值得参考。
只有尽快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法律适用问题予以规范化,准确细致地把握限制的程度、范围及方式,才能实现对公益和私益的合理保护和平衡。参考文献:[1]胡弘弘. 论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救济[J]. 法学,200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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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波,李轶. 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类型及其名誉权的限制———以媒体侵害公众人物名誉权为中心[J]. 当代法学,2006( 4) .
[4]王利明. 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J]. 中州学刊,2005( 2) .
[5]王泽鉴. 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 上)[J]. 比较法研究,2008( 6) .
[6]王泽鉴. 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 下)[J]. 比较法研究,2009( 2) .
[7]许育典. 打开新闻自由的潘朵拉盒子———释字第六八九号[J]. 裁判时报,2012( 13) .
[8]翟墨. 某有限公司与某律师事务所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J]. 人民司法·案例,2011( 18) .
[9]张红. 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公益性言论保护———最高法院1993 年《名誉权问题解答》第8 条之检讨[J].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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