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腐败的界定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根据实际情况探析腐败的成因,最后对腐败问题未来的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建议措施。

  腐败被形象的称为“政治毒瘤”,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不管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腐败都是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个别现象,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世界性难题。可以说,当前腐败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腐败做为一种从社会现实中成长的客观历史现象,必然有其生存、发展的现实土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各项反腐措施的落实,腐败现象必然逐渐减少,呈现出一个政廉风清的景象。

  一、腐败的内涵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对腐败的定义是:“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背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从其指向结果来看,一个受贿官员是一个腐败的人,但腐化的人未必只接受钱物,腐败还包括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等等。腐败可归纳三大类:一是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把腐败行为视为对公职规范的背弃;二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概括腐败;三是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把腐败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蚀。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1、滥用权力的贪欲导致腐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学者根据“阿克顿定律”认为,人与权力、利益的结合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因为在一系列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人这一固有的占有和支配心理既是权力存在的心理基础,又是腐败产生的根源。权力本质上具有强制性、支配性、扩张性和任意性。权力的本性往往与人类自身的弱点联姻,从而使双方互相强化,并诱惑人们去扩张权力、滥用权力。可见,滥用公共权力的天然欲望必然导致腐败。

  2、官员的经济理性诱致腐败

  早在威尔逊的公共行政学中就有了“政府官员的经济理性”假设,政府机构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官员们的经济需求,官员腐败活动就容易滋生。有学者指出,在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为党政一把手提供合法的、正当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渠道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成为腐败合乎理性的选择。众所周知,我国公务员工资福利水平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当某些官员的“政治期望”急剧下降之后,特别容易产生腐败作为,众多的“59岁现象”就是鲜明的例证。

  3、公共权力寻租催生腐败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官员是管制政策的供给者,企业为谋取利益可能购买管制,于是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从而导致腐败。也有学者认为,公共部门的“设租”行为说明先有权力腐败动机然后诱发产生了权力寻租行为。笔者认为,寻租是导致腐败的必要条件,一旦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就会产生寻租腐败动机。但是,权力垄断才是导致腐败的充分条件。当政府权力运行处于高度垄断时,“寻租导致腐败”就成为一个必然原因。

  4、行政监督缺位放纵腐败

  从体制来看,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体系,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经常失效,甚至形成监督的真空。纪检、监察部门很难及时监督同级党委,许多人大代表甚至连政府财政预(决)算报告和审计报告都看不懂,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从制度来看,对腐败惩罚过于宽松,立法不公、执法不严助长了腐败发生。我国现有3000多部反腐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中央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有52个“不准”,但管用的不多。公共舆论是行政监督的“利器”。但我国舆论界对公共部门或公众人物进行监督的相关法律不完备,群众不敢监督、不能监督和不会监督问题十分突出。

  5、行政道德失范助推腐败风气

  政府官员腐败对生活世界中伦理普遍性的消解,导致官员道德信用丧失。在社会转型期,新的现代伦理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腐败仍然是公共权力拥有者难以抵制的诱惑。亚当·斯密说过,人在对自利边界的意识中走向道德。客观地讲,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保护普通事务类公务员基本利益的机构与机制,政府官员的“自利边界”比较模糊,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和他律缺乏标准。上岗靠送礼、晋升靠“跑官”、荣誉评定靠人情,捞好处有本事的风气盛行,这些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消除腐败现象的对策 

  (一)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按照经济运行的要求,居于宏观层面的政府行政部门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行驶公共权力,执行公共服务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宏观经济,为宏观经济提供法制,公共安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按照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界定事权,真正转换职能,消除现存在的相当程度的事权越位、职能错位的弊端。严格规范政府行为的目标、程度、方式和纪律,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理性化的正确轨道,从而改变政府部门行为失序、失控的状态。突破了这些深层次的关键问题,就必然大大缩小进而逐步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和空间。因此,只要改革彻底、制度建全、惩治有力,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根本的遏制。 

  (二)加强教育,筑牢思想防腐坝堤。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教育是基础,法律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加大教育的投入和力度,重点加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和法纪教育,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水平,使之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道德上的纯洁和高尚,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努力强化责任意识,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常修为官之道,常思贪欲之害。要广大党员干部清醒明白,官是人民给的,权要为民所谋,要永远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教育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得起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的考验,做到管人不徇情,管钱不眼红,管物不占贪,不断提高自律自控能力,一定算好“七笔帐”即;一算‘政治账’,不要自毁前程;二算‘经济账’,不要倾家荡产;三算‘名誉账’,不要身败名裂;四算‘家庭账’,不要妻离子散;五算‘亲情账’,不要众亲蒙羞;六算‘自由账’,不要身陷囹圄;七算‘健康账’。牢固树立“风清气正也是政绩”的理念。领导干部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始终清醒地看到法律和道德的防线,不论在八小时之内,还是八小时之外,不论在工作圈,还是生活圈、社交圈,都要自觉遵守法规制度,时刻记住不越“高压线”,把握公与私的“警戒线”,稳住心神,管住手脚,抗住诱惑,耐住寂寞,经得考验,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官,不越雷池,从思想上消除腐败。 

  (三)源头治理,预防腐败滋生蔓延。 

  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重要的是抓住源头,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使腐败的成因和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认真研究地区、部门和行业腐败现象的特点和规律,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追溯源头,分析成因,找准症结,下大力气进行针对性的防范和治理,以减少反腐败成本,使我们的工作更主动,更有效果。近年来,在反腐败抓源头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规范政府采购制度,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机构精简,减人提效,强化对权力内部制约,规范权力的运行,使各部门,各岗位,各职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避免单个部门或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等,对提职干部实行考试、考核、公示、廉政谈话、建立廉政档案,公开干部个人收入等制度,关注关键岗位,重点人群,防范于未然。拓宽党务、政务公开渠道,广泛地听取民声。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防止权力异化。重点是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采取有效手段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防止党政主要领导滥用权力。要充分运用干部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审计等方式,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经常性的监督。要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集体决策机制和议事制度,防止个人说了算和独断专行,以及不按科学发展要求滥决策的行为。要结合实际,在源头上,在关键环节上下功夫,对发案率高,群众议论多的问题下功夫进行研究,把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考虑,增强对防腐治腐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从源头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完善制度,加大监督惩治力度。 

  完善和创新监督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监督机构的独立监督权力,包括法律和道德规范,明确规范监督主体和客体的权力、范围以及违反制度者如何处置等。强化监督职能,不仅紧是监督部门监督,而且要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媒介进行监督,群策群力形成氛围。加强对举报人的法律保护和奖惩,进一步拓宽和保证群众举报的途径与形式,注重对监督结果有效性的运用。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必须严明党纪政纪,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而且应当依法追究举荐、任用和直接领导及监督人员用人不当、失察等行为的责任。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等反腐部门的职能,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功能,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对腐败分子直接扣押、查封等措施,使其成为高效灵敏的运转机构。对各种犯罪活动和各种丑恶现象,一定要严厉打击,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让纯洁的队伍取信于民,以严格问责来推动干部学习制度、熟悉制度、敬畏制度、执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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